爬山，对经常锻炼的人来说，那简直是如履平地。根本不值一谈，但对一个上下楼都会连呼带喘的我来说，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10月13日，华社干部白兴刚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登山活动，在社长刘广一的再三鼓动下，我才答应下来，并且趁机动员我们班的同学、家长一起参加。虽由于种种原因，成形的人是原定的三分之一，可在校外师生相聚，更能增进感情地交流。
刚出发时，我比谁都来得精神，一则，因为长期“脱离组织”二十多年没有参加集体户外活动，好像时光一下又回到了少年时代，那时一听说老师带着出去郊游，甭提有多高兴。
我随大队有说有笑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我从队伍的最前面聊起，一直落到最后。赵代民怕我无聊，一路笑呵呵地陪着我，天南地北地扯着闲篇。时不时找块石头坐一下，休息一会儿。可越走到后来脚步越显得沉重。隔一段时间问一下从山上下来的人。“还有多远才能到达山顶。而每个人都说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头两次我还信，因为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。可能第一个人速度快些，第二个人速度慢些吧。
走着走着，就觉得不对劲，一眼望去，看不到一个熟悉的人。幸好我带了对讲机，出发前留了一支在我女儿手上，时不时可以了解一下“前方的战况”可还是因为坐标不同，又没有特别的标志，说不清哪儿是哪儿。就这样，一路问一路爬，连哄带骗的爬了三个小时，那时我真想不上顶峰了，在半路上等着大部队“班师回朝”。我对着对讲机喊到，“你们不用等我了，我不上去了，你找山林阿姨要些吃的吧。”
我们就在大石头上坐下来，环视着山上的风景。
崇山峻岭间，红枫不计成本的迎着秋风，燃烧着自己，用生命的火焰释放出火红的热情。
看着看着，只觉得一阵阵发冷，还不如爬爬山可以热乎些，就这样，我们决定继续前进。不久，我们终于听到夏红原提着高八度的嗓门在叫，“拍照了，拍照了！”（她是此行中第一个背着行囊登上山顶人）
我赶忙提着对讲机冲我女儿喊到，“我已经看到你们了”。这时，我看到吴山林对我喊到，“大家都等着你合影留念，”
我浑身顿时象充了电似的。此刻，集体的温暖顿时注入我的全身和那孤独已久的灵魂。伴着亲人的召唤，迈着轻松的脚步，向着最后一个山峰挺进。当我最后一个登上山顶时，大家纷纷向我表示祝贺。
在此之前我也游览过很多名山大川。可不论是黄山还是泰山，不是缆车吊上去的，就是坐轿子抬上去的，像两千英尺高ＢＵＣＫ山，我还是第一次自己爬上去。其实要说我多勇敢、多么坚强那到不见得。出发前我压根没仔细分析和研究要走的路有多长、要登的山有多高，一向“糊涂”的我，没弄清楚“来”和“回”对登山者意味着什么？反之，也许就没有这么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。 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“难得糊涂”的真谛所在。
山顶寒风凛冽，我怕大家等我，只在山顶上停留了五分钟就随着大队往山下走。
人们常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对我来说，上山难，下山更难。这时的两条腿已经直打颤，只能拄着拐棍，一步一步往下挪。
这时候，身边只剩下丈夫夏铭民鞍前马后地照顾我。我们像恋人一般，边走边回忆着当年谈恋爱时，逛马路时的情景， 有时我们又像一对历经沧桑的老人，相扶相持的沐浴在灿烂的夕阳中。
我们甚至设想着，万一“身处险境”，怎么相濡以沫来维持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有时，我们寻找着山洞，万一有所不测，可以遮风挡雨。可是，那里除了树还是树，直挺挺的向着蓝天，争取得到更多的阳光雨露。就这样，我们用浪漫的精神食粮来充实所剩无几的体力。
此时，女儿通过对讲机传来了前方捷报，大队已到达目的地。我估计，在正常情况下，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能爬
到山下，我放心地把女儿托付给夏明明先生（和夏铭民同姓同音），带着孩子们先去约定的自助餐厅吃饭。此时此刻的我，放弃了所有的幻想，一心一意只想着“无家可归”的女儿和急切等待的队员们，努力地、义无反顾地用疲乏的身躯努力丈量着山间崎岖的小路。
看着登山队员一个个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我想到了历年来为华社默默奉献的人们。他们为了提升华人在海外的社会地位，张显华人良好的精神风貌，牺牲了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不计名利，无私地建设和完善我们的家园。我由衷地敬佩他们，也许就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我，长期坚持着、坚守着我心中的那个“为社区服务的信念”。
当我走完这段“艰难的历程”和大队汇合时，大家给了我热烈的掌声。掌声中包含着祝福、牵念。更有着一份深深地来自于集体的关怀。
在餐馆里，我们一边品尝着Empire buffet 特别招待我们的海鲜，一边诉说着、回味着登山时的惊险场面，依然惊魂未定。盛娟一再告诫我，以后再也不能冒这样的险了。第二天，依然是中文学校开课的日子，朱玉美一看见我，就让我站起来，“走两步”，我笑呵呵的走了起来。不过说心里话，那天我是吃了止疼片去的。
其实每个人的心目中，都有一个高峰，一个目标。只要你坚持了，就一定能实现。这次“艰难的历程”已过去二个多月，现在想起来，依然让人荡气回肠。
